在经济转型走过第一阶段之后，如果不进一步消除这些计划经济的沙砾，不下决心放松对生产要素和对各行各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不仅渐进式改革就不算完成，甚至由于受到这些供给约束的影响，大量生产要素和潜在供给等财富的源泉不能够充分涌流，经济在走过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阶段后，也必然会进入增速长期下降的趋势之中。

　　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和不彻底性

　　为什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更成功?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不仅“休克疗法”梦想的一夜之间建立起市场机制在现实中不可能,而且各种要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地自然形成。

　　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没有一种事先的理论指导,没有改革速度标准的前提下,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探索出来的一套稳妥的改革路径:

　　第一,如果能够较快地建立市场机制,相关领域的行政计划就较快地退出;如果建立市场机制的过程相对缓慢,该领域的行政计划就慢些退出。总之,任何领域的行政计划退出的速度务必与相关市场机制建立的速度相一致。

　　第二,就如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一样,其实在中国经济的很多领域,在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行政计划尚未完全退出的阶段,都形成了事实上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最大特色，同时也是遗留下计划经济砂砾的根源。

　　第三,在上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遗留下很多行政和制度方面的供给约束,其中一些是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另一些则是对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后,如何进一步消除这些改革过程中遗留的供给约束,同时加快发展新的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这正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后要实施供给侧结改革的必然逻辑——概而言之,渐进式改革有其稳妥、可靠的一面,但渐进式改革也有不彻底的一面;要彻底地完成改革,必须在渐进式改革后期,实施以“解除供给约束”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最后，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转型不仅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还包括从农业主导的经济向制造业主导经济的成功转型,以及从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型——在这样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渐进式释放和向城市转移如何与资本积累的速度、技术应用的速度相匹配——这必然也是一个渐进式的、平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的人口户籍制度、严格土地审批制度、金融管控等制度,以及一系列要素流动的行政计划管理手段逐渐放松的过程,正好与人口转移和城镇化速度相适应,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控制作用——这无意中解决了“发展经济学”的很多难题,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城镇化很难避免的城市贫民窟问题。同时，当特定的历史阶段过去之后，这些人口户籍制度、严格的土地审批制度、金融控制等制度也不会自然而然地退出，反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障碍。因此，从制度层面，也需要展开全面放松供给约束的深化改革措施。

　　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和新任务

　　如今中国很多制造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和供给老化问题,中国又必须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因此为了进一步放松供给约束、支持新供给，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成为中国新时期结构转型的新任务!那么，从供给老化的经济转向新供给扩张的经济转型，应如何鼓励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如何推动供给结构转型呢?是用行政计划的办法好,还是用改革的办法更好?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制约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供给约束和要素供给约束,因此,只要通过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消除这些供给约束,经济转型就会依靠市场的力量前行;反之,如果不解除这些产品和要素的供给约束,而是用行政计划的手段直接去改变供给结构,虽然短期有可能见效快,但是一来可能决策错误,二来也会有很多副作用,长期还可能进一步扭曲供给结构。

　　比如,面对过剩产能,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的力量优胜劣汰,让过剩产品的价格下跌和消费者的选择来淘汰竞争力差的企业,而是用行政指令的办法强行关闭某些中小企业的所谓“低端”产能,结果就会造成这种原本过剩行业的产品价格不跌反升,从而进一步扭曲市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模型中的新供给和老供给替代顺序应该是现有新供给的产生，后有老供给的退出。比如苹果智能手机发出后，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老式手机自然退出市场;中国的“网约车”作为一种新供给解决了人们打车难的问题，原有的出租车自然会做出改变。

　　事实上,供给约束不仅妨碍老供给退出,而且影响新供给的扩张。不仅在中国存在供给约束,在日本、美国、欧洲,特别是那些以老化供给为主导的经济体,也存在着供给约束。例如,当“网约车”在美国、中国都很受欢迎的时候,这种新供给在日本却受到了来自垄断力量的行政供给约束。又比如,特朗普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很多管制措施,限制了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从长远来看,美国这些不断增长的“供给约束”必将阻碍其自身的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应该学习中国政府对新供给的支持态度，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也应该借鉴中国致力于市场化改革不断放松供给约束的改革实践和改革思想——“支持新供给”“解除供给约束”“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也适用于一些面临供给老化或供给约束的发达国家。

　　而中国在经历了连续十年经济增速下行之后，2020年经济增速已经逼近合理区间的下限，此时不但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在很多传统产业，还存在比较普遍的供给约束，而且在影视传媒、互联网游戏、健康养老、民用航空等的新供给领域，供给约束也普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部门为了稳就业所采取的一系列逆周期措施短期虽然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然而真正能够推动经济转型又能够稳增长有效措施，应首推“放松供给约束”——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技术、资源等财富的源泉，在各行各业充分涌流!

　　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渐进式改革的双轨制本质——双轨而非同向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从速度上体现为渐进式，从静态表现上其过程性特征主要是双轨制。也就是说，在这种渐进式过程中,推动转型的力量一方面在于行政计划力量的渐进式退出、供给约束的不断消除;另一方面则在于市场能力的渐进式成长、新供给能力的渐进式成长——这个过程,是不是无意中证明了“经济成功转型的秘密居然是市场和计划力量的微妙平衡”?进一步说,在上述中国渐进式转型过程中,既不是单纯的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也不是单纯的计划力量发挥作用,而是实现了计划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某种“双轨制”的巧妙的平衡?

　　这样推导下来的结论让我这个向来都信奉市场经济的学者都有点吃惊:虽然政策的行政计划作用在不断退出,但是在退出过程中毕竟一直在发挥作用,而这种全球绝无仅有的市场与政府力量的结合,这种实践中的“双轨制”是不是就是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这是不是就是前两年大家想总结并推广的“中国模式”呢?。

　　对此,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批评说,“如果你看到一个缺一只胳膊的人跑得很快,你不能认为缺胳膊就是他跑得快的理由”。但是,张维迎教授除了从哲学和个人价值观上从不相信政府行政计划的力量之外,也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政府的所有的行政计划必然就是那只残缺的胳膊:有时候可能政府的行政计划力量的确是那只“残缺的胳膊”,有时候政府的行政计划力量真的就是那条“跑得飞快的腿”。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催生出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增长速度?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电网、通信设施,都是在保留政府计划影响力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才创造了中国奇迹。而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不足的例子,恰恰发生在印度,基础设施老化的代表案例则是美国——这都是政府的行政计划能力的缺乏,限制了基础设施的供给。

　　除了政府在市场失灵或市场功能不足的情况下提供基础设施供给之外，政府的决策和实践也有很多符合市场规律、按照市场规律率办事的一面，但是总体来看，政府作为市场主体能够像企业一样尊重市场的规律吗?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事实上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加,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减少”的过程中,给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都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当然,有人如果只看到“中国模式”中政府和市场都需要发挥合理的作用,而忽视了过去四十年“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增加,政府配置资源作用减少”的方向,甚至为了强调政府在在经济中的作用,无意中形成逆向改革,从而使政府配置资源越来越多，而市场配置资源越来越少，那必然会对经济形成破坏性的影响。

　　为了警示这种潜在的逆向改革风险,2015年12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警惕三大误区》,提出误区之一是把供给侧改革变成“新计划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为了经济结构调整,有的学派主张用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去调结构,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则主张从“支持新供给”和“解除供给约束”出发,甚至本书也特意加上了这个副标题——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经济转型。

　　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

　　(本文为作者专著《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的绪论(中)，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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